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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2022/8/11 8:07:37 瀏覽次數：0次
| 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8月10日裁定，前中央電視台實習生弦子訴央視著名主持人朱軍一般人格權糾紛案二審維持原判。 法院認為，上訴人弦子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朱軍對她實施性騷擾行為，上訴請求不成立。 2018年7月26日，一個叫弦子的女人在微信朋友圈裡發了一篇長文，聲稱自己2014年在《藝術人生》欄目組實習時遭到當時節目主持人朱軍的性騷擾，隨後，這篇“聲情並茂”的長文被轉載到了微博上。 弦子於2018年起訴朱軍，指控他在2014年對還是央視實習生的她性騷擾。 2021年9月，北京海淀區法院當庭宣判，裁定弦子訴朱軍性騷擾「證據不足」。 一審判決下來之後，原告弦子隨後向法院上訴。 8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宣判二審維持原判後，弦子走出法庭，向守候在外的支持者們重唸了她在法庭上的陳述: 全文如下： 「2014年6月9日，我還是一個21歲的大三學生，第一次實習就是在央視的藝術人生節目組，在那個化妝室被朱軍性騷擾的時候，我出於對性的恥辱，沒能立刻反抗呼救，因爲了解朱軍的權力地位，也不敢讓進入化妝室的工作人員知道我的遭遇，我相信這也是在高校、職場遭遇性騷擾的女性的普遍境遇。唯一的例外，反而是我遇到了願意幫助的大學老師，在事發後的第二天，就在老師、室友、律師的陪同下前往派出所報警，無論是現實數據還是生活經驗都告訴我們，在遭遇性騷擾或性侵後能夠選擇及時報警的女性，是少數。 「在2014年報警的時候，警察告訴我的父母，因爲朱軍的社會地位，我應該放棄報警，在2020年本案第一次開庭的時候，法院告訴我卷宗裏的監控錄像、筆錄都無法調取，在2021年的判決書裏，法院說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而我提供的證據不足。 「今天是本案的二審開庭，也可能是我的最後一次開庭，我已經在法庭上反覆陳述過事實，這一次，我想向法院提問：一個在封閉空間遭遇性騷擾的女性，她沒能預料到性騷擾的發生，沒有錄音錄像，沒有和對方反抗扭打，那她要怎麼證明自己是否遭遇過性騷擾？她是否只能忍受這一切，假裝這一切沒有發生？ 「四年前，當我報警向公安機關尋求救濟的時候，公安機關的反應不是第一時間詢問被指控的施害人，而是在報警第三天前往武漢找我父母要我父母勸我放棄，直到第七天才去央視找朱軍做了一份最簡單的筆錄。四年後，在我上訴向法院尋求救濟的時候，法院不允許我以性騷擾爲案由起訴、拒絕傳喚朱軍本人到庭、在帶我進入化妝室的朱軍方證人與進入過化妝室的朱軍方證人都被證實撒謊的情況下，拒絕詢問他們爲什麼要撒謊、法院告訴我我父母的證人證詞、走廊錄像、我的連衣裙、微單裏我和朱軍的合影都不可調取，我沒能提供足夠的證據。 「請問法院，我可以提供怎樣的證據？我沒預料到自己會被性騷擾，沒提前錄音錄像，我不敢在央視大樓裏反抗朱軍，沒立刻呼救；我在報警後再也不能回到央視，不敢也沒有渠道找朱軍質問，我調取不了央視大樓的監控錄像，我做不了自己和朱軍的DNA比對，21歲第一次報警的我不知道原來還可以索取立案通知書或物證收取單。 「我想要問朱軍的證人爲什麼要撒謊、朱軍爲什麼連當天在化妝間的著裝都不敢承認、我想問當年辦案的警察爲什麼要前往武漢找我的父母，爲什麼遲到了七天才去詢問朱軍。而我雖然堅持每次都來到法庭，可我見不到他們，問不出問題，我無法自證自己的誠實，自證自己的痛苦。老師筆錄裏我的哭聲、室友筆錄裏我事發當晚的淚水，就好像水蒸氣一樣消失不見。 「21歲的我選擇報警，25歲的我選擇起訴，都是在向司法部門尋求救濟，並相信作爲一個公民我理應獲得公平，我相信公安應該第一時間作出調查，應該妥善保管證據、依照法律給報案人回覆，我相信法院至少應該意識到職場性騷擾的複雜性，意識到我與朱軍與公安與央視存在的權利地位的不平等，儘可能調取證據，至少對封閉空間的被指控人進行問詢。我想法院至少不應該像一審這樣，聽完雙方的陳述，回絕調查的請求，就立刻做出判決。 「今天的我已經29歲，第三次走進法廳等待法律的判決，但可能我依然等不來真正的調查，只能後悔當年我爲什麼沒有預料到自己會被性騷擾，提前攜帶錄音筆與針孔攝像頭，畢竟只有這樣的證據才能讓法院信服。但無論結果如何，我還是想在法庭裏說出我想說的話，相信這番話會被法官聽到，這不會沒有意義。 「我想說的是司法系統並不是天然具有權威，法院的判決並不一定就等於真相，當我們作爲公民向法律尋求救濟的同時，也是受害者出於信任將審判自己身體、自己記憶的權利交給了法庭上的陌生人，這份信任並不憑空而來，每一個手握權力的人應該用自己的行動來掙得這份信任，權力理應讓弱者得到幫助，否則就不足爲正義。 「失敗的結果固然使人痛苦，但需要接受審問的並不僅僅是我，法律不由法條、文書、法官組成，法律由程序的正義、求真的探尋構成，法律的真意是否存在，取決於每個身處其中的人是否抱有對公平與道德的信仰，每一個來此求助的弱者能否保持尊嚴，法律在人心的細微之處，真正的危機並不是事實的缺席，而是此刻的我們是否對人性心有疑慮。 「即使面對失敗的判決，我依然希望將這樣一個疑問留給法庭：是否發生在封閉空間的性騷擾，只要對方全盤否認，只要沒有全程錄像，受害的女性就只能沉默以對，而無法在司法上求得正義？我講出了我事發時的恐懼與慌張，講出了我事後的弱勢與無力，並相信這樣的情境絕非少數，而是女性的普遍困境。此案或許存在特殊的力量，讓我無法得到司法應有的幫助，但我依然相信可以通過這樣的講述，當法廳的所有人得知女性的困境，至少承認當性騷擾發生時，公權力應有調查來求索事實真相。我希望下一個來到這個法廳的當事人會得到更多理解，我相信此刻的陳述有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