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社會學家孫立平在一篇題為《圍而不戰：關於當前局勢的一點理解》的網文中寫道：

1、蓬佩奧的冷戰演講，選擇在尼克松的故居發表。有何寓意？我們知道尼克松是對華接觸政策的制定者，是中美關係改善的啟動者。蓬佩奧在這裡發表中美關係轉變的宣言，是為了宣告尼克鬆開始的這個歷史性進程的終結？想的太小肚雞腸了。我覺得這一選擇的深層含義，是繼承和延續尼克松的一個重要思想：即不戰而勝。

2、在最近的一個演講中我強調了這樣的一個意思：由於美國在科技、軍事、金融等方面佔有的優勢，他完全可能尋求的是一種並非即刻決戰的戰略，而是將其變成一種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即利用上述優勢，逼迫你不得不進入它設計好的一個個陷阱；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消耗你的資源和實力，最後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里決出勝負。在這個過程中，它幾乎不用付出太大的代價，而你則會處處被動，窮於應付。對此，也有人將其稱之為超級大國馬拉松。

3、不錯，最近一段時間，外交上的衝突迅速升級，軍事上也變得日益劍拔弩張。美國兩艘航母在南海游弋；日本從美國購買100多架F35，並將裝備在7艘輕型航母上；台灣全面部署重型反艦導彈，愛國者-3型導彈；美國首次公開否認中國南海主張，不承認中國對南海的主權；英國派最大航母配合美國巡航南海；中印邊界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印度全國動員備戰，連續增兵邊界，40餘國先進武器裝備齊聚印度，幫助印度備戰；美國關閉了休斯敦總領館，特朗普稱有可能要關閉更多領館；美國商務部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有人說，對於中國來說，這已經是四面埋伏，八面楚歌。現在已經不僅僅是冷戰的問題，而是熱戰的危險。但這裡我要問一句，如果這一切都是劍鋒另有所指呢？

4、所指的是什麼？就是經濟，就是一個國家實力的基礎。因為今天的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局勢與當年冷戰時已經大不一樣，這種變化了的情況，使得美國既無需也無法採用當年對蘇聯的遏制戰略。在當年美蘇冷戰的時候，美國面對的是一個社會主義陣營，而且蘇聯的軍事實力與美國旗鼓相當。而現在，美國面對的，是一個孤獨的中國。只要美國有幾艘航母游弋在中國的周邊，只要其眾多的盟友輪流值值班，只要偶爾有個小兄弟挑點事，你就很難將精力集中在國內的經濟發展上，甚至要將相當一部分資源用於應對這種嚴峻的外部局面。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資本怎麼敢呆在一個火藥桶般的地方？企業和資本會留在一個與母國處於准戰爭狀態的地方？國內資本的信心又從何而來？中國今天的經濟運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全球性的機制，包括科技、金融、網絡等等。只要美國在這些方面有所動作，中國經濟的正常運行都會出現問題。這叫什麼？這就是不戰而勝，就是經濟問題軍事解決。試想一下，如果這種局面持續5年10年，我們的經濟會怎麼樣？我們怎麼辦？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5、5月21日，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現在最大的誤區：以戰術思維對戰略思維》。我在文章中強調，如何用戰略思維正確地解讀當前局勢，是至關重要的。但我們現在看到的卻是一種相反的情景。很多人，把對方的一個個動作都看作是決戰的姿態，假定中美之間的對抗甚至軍事對決迫在眉睫，然後以此為基礎設想出種種的應對方案。從貿易戰的不能認慫，要打一場詩史級的貿易戰，再到要造1000個核彈頭，都是這種思維的表現，擺出的都是一種針尖對麥芒的決戰姿態。其實，這既低估了對方的戰略水準，也拉低了自己在戰略層面進行思維的能力。這是一種典型的用戰術思維替代戰略思維的表現，最後的結果是把自己帶到溝里去。

6、所以，我再次強調，在面對目前這種嚴峻而複雜的局勢面前，我們需要一種戰略性思維。中國需要做的不是應對，而是破解。在戰術層面上，應對得越正確越有力，在戰略層面上的損失可能就越大，越被動。應對，是就事論事，是在特定問題上爭高低，而破解則是以一種更高的立意，從困境中走出來，擺脫這種兩難的邏輯，爭取更開闊的前景。這讓我想起改革開放初期的情景。當時中國面對的局面也是很被動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的選擇不是去應對所謂的挑戰，而是另闢蹊徑，以改革開放，化解困局，不但化險為夷，而且贏得幾十年快速的經濟發展。歷史可以給我們有益的啟示。

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魏加寧教授，日前就中美關係在撰文中寫道：中美博弈，表層是貿易之爭，中層是老大之爭，深層是體制之爭。他說：國家之間比拼的是什麼?——歸根到底是體制，是體制的效率。體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是決策機制，決策效率，看誰的決策錯誤少。而決策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是糾錯機制，能否及時糾錯;而糾錯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是信息機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暢，決策者能否聽到真話，能否把握真實情況。

現在看來，特朗普有一個扁平化、短平快的決策團隊，參加決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過書的，出過書就意味着他對中美關係的某一領域做過系統性研究，所以決策效率非常高。而我們中國則是縱向決策體制，決策鏈條非常長，最熟悉情況的往往是下面的處長，但是決策時這些處長根本說不上話。所以，當務之急是如何儘快改革我們的體制，包括決策機制，糾錯機制，信息機制，讓參與決策的人，能夠聽到真話，掌握真實情況，從而做到及時糾錯。 作為決策者，首要任務不是追求最優，然後追求次優。而是應當首先防止最惡，防止最惡事態的發生。從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講，當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脫鉤。中美一旦脫鉤，早晚都會打起來。一旦打起來，中國的“和平紅利”就會消失。過去4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不僅得益於“人口紅利”，“改革紅利”，更重要的是得益於“和平紅利”——40年沒有打仗，這是多大的“和平紅利”啊! 可是，如果我們把今天的和平生活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紅利，就意味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將再次被戰爭中斷。這才是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